现在学术界看待民族关系形成均从汉文史料和视角中解释苗汉关系，从“他者”眼中看待华夏自己则是避而不谈的话题。如《史记》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于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逐擒杀蚩尤。”为了营造“万世皆黄帝一系”的需求，自然浓墨重彩将其夸耀成道德和人格完美的圣人，而蚩尤则充当丑陋勇猛，乱臣贼子的形象，而作为“他者”，苗族的传说不乏对汉族的记载，在苗族的另一个版本的传说中，苗族祖先姜央Vangb的三个姐妹都嫁给了汉人，后来，姜央为了寻找祭服到姐夫“勇Yongx”的家里，他跟汉族是连襟，“勇”坐木椅，姜央是小舅，姜央坐铅椅。所以根据苗族的说法，苗族祖先的姐夫与汉族是连襟（同族），两者之间不能通婚。
一、从连襟兄弟到不同民族
现在学术界看待民族关系形成均从汉文史料和视角中解释苗汉关系，从“他者”眼中看待华夏自己则是避而不谈的话题。如《史记》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于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逐擒杀蚩尤。”为了营造“万世皆黄帝一系”的需求，自然浓墨重彩的将其夸耀成道德和人格完美的圣人，而蚩尤则充当丑陋勇猛，乱臣贼子的形象，而作为“他者”，苗族的传说不乏对汉族的记载，在苗族的另一个版本的传说中，苗族祖先姜央Vangb的三个姐妹都嫁给了汉人，后来，姜央为了寻找祭服到姐夫“勇Yongx”的家里，他跟汉族是连襟，“勇”坐木椅，姜央是小舅，姜央坐铅椅。所以根据苗族的说法，苗族祖先的姐夫与汉族是连襟（同族），两者之间不能通婚。
苗族在过鼓藏节时，主持的祭师要穿上特定的祭祀服装，“xib西”和“mos末”，这两件重要的祭服均为汉族所赠——牯牛来到了家里，可是还没有“西”“末”，怎么能祭祖？西住哪里，末住哪里？西住汉人家，末住汉人家。找汉族借去……
《苗族史诗.寻找祭服》唱道：
Hnangddialaitheknes听说兄弟吃鼓藏
Bibjidadxitxangs三个姐妹来商量
Longlxibhaiblonglmos要送祭服西和末
Longlxibjexloljes运送西末到西方
Hangbdadlolbutmais才得拿来祭爹娘
由此可见，双方的文化基因曾经是高度一致的，而且还有姻亲和社交往来，不然像祭祖服这样神圣的东西，断然不会有汉族所赠送。
二、从互相协助到“既仰慕又憎恶”
《苗族史诗》记述中就有祖先寻找矿石锻造金属的记载，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使用文字经历，两个民族此时还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有过互相协助，在《苗族古歌.沿河西迁》中记述了了苗族文字的丢失原因时提到：
Daildielghabhnidhliod聪明机智的汉人
Tikleixdiotbobhfud文字插在发髻顶
Dufebmaxhfudghongd渡河水淹不过颈
Zenfdiotleixhliebghend才有文字来记事
Hsentxatsosniangbnongd记账（记事）到如今
Dailhmubghabhuiddied急傻了苗族人
Gikleixdiotghabhmid文字用牙来咬紧
Hekleixdiothfuddliud文字咕噜肚里吞
Zenfdiotdiongxhmongbghend至今用心来记事
Hsentxatjusdeixxad记事记账太艰辛
Hxathxatjusdeixxad无时无刻都愁
由于民族文字的消亡，文明的传承载体变得非常脆弱，没有文字作为依托，苗族社会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思想成果无法得到有效的保存和推广，在民族争端中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文字的消失以及战争的摧残，苗族社会经历多次考验和创伤，其文明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不免对自身文明的弱势地位感到遗憾和对强势一方的羡慕，此时苗族眼中汉族的形象开始发展了变化。汉族在苗族眼中变成了狡黠，霸道，蛮不讲理的形象。黔东南从江县加勉一带的苗族传说中提到：
以前苗族住在榕江，以糯谷为主粮，汉族占据该地，对苗族说：将糯谷和粘谷同时撒在田里，如果糯谷长出秧苗，榕江就让苗族居住，如果长出粘谷而糯谷长不出，就让我们住。播种后，汉族暗中派人拔掉糯谷苗，自然就长不出。但苗族仍然不愿意离开平地，汉族又说：我们下河去问龙王，龙王说谁住高坡谁就去。汉族又派人到河边藏起来，等大家都到河边问时，河里有声音回答：苗族住高坡。但是苗族仍然不愿意，又要求上山去问雷公，汉族又派人到山上答应：苗族住高坡。如此三番，苗族不得已将上下的河流谷地让给汉族住。
这些传说是历史真实的一种影射，说明了苗族曾经居住在榕江大坝之上，开辟苗疆后，才被驱赶到高坡之上，现在榕江县城苗王庙则是遗存。台江县的苗族传说中也说：
苗族的阿央和汉族的阿闹从“浑水浊水”平原西迁的时候，半路上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两人就去造船。汉族用青冈树来造，苗族用泡桐树来造，青冈树太重，放到水里就沉下去了，苗族做的船漂在水面上，可以坐人。汉族的阿闹急于过河，就杀了一头牛拿到阿央面前欺骗说：“你看我打了这么大的松鼠（把水牛当松鼠），你也去打一只吧。”苗族的阿央信以为真，就去山上找松鼠去了。阿闹则趁机把船划过河去，阿央回来没看到船，就赶紧造船渡过河去。到了一片地方，见到一片良田，稻子长得很好，断定是汉族的。他十分生气，就捣毁了禾苗。于是双方打起了丈，苗族战败后，所有的男人都被杀光。有位母亲刚生下两个男孩，为防被害，就把他们装进木箱，放在河中任其漂流，祈求上天保佑让苗族能够传宗接代。
这种心理不单单是民间故事，甚至在古歌中也有深刻的反应，苗族一个版本的《指路经》中记述祖先生活在平坦富饶的东方大平原地区，过着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后部落遭到ghabDiel（今译“汉族”）的劫掠，苗族首领质问道：
Bulnaibgangtjongxliul妈妈心眼直
Bulnaibyangklaixdial（你们）诚心来回答
Wilniangbnioxebnangl我们住在河下游
Mongxniangbnioxebbil你们住在河上游
Ghaixghebliekjiusvangl种庄稼相近
Daxhvangbxitdesdail放牲口相随
Liexghebdotbaibbal不让相糟蹋
Mongxobliekjusnal我们好比共爹娘
Liekjiuslaixnaibdiangl共个爹妈来生养
Aitdeisdaxkhabvangl怎么来我寨
Aitniangsmongxjenbliangl抢走我财物
Zentlensmongxdaibnil糟蹋我姑娘
此类文学形象不免带有脸谱化和浪漫主义改造的痕迹，但是侧面反映了两个民族初期从同源的和平相处，到人口增长后互相争夺资源的一个转变，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的族群，而苗族在资源争夺战中处于“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地位，这种历史记忆深深印刻在苗族文化之中。
三、从平等交融到“既排斥又畏惧”
在南方民族之中，相对于周围少数民族，苗族民族特征则要明显得多。此类现象除了依托相对较多的民族人口之外，或与其对待汉文化的天然排斥与不信任有关，在苗族的语境中，“Hmub”与“Diel”是两个相对立又统一的群体，由于这种天然的对立，又会通过语言、服饰、节日、祭祀强化双方的界限，在一些苗族老人的认知观念里，全世界只有两种人——“苗”与“汉”，存在“非苗即汉、非汉即苗”的朴素观点，“hvebHmub苗语”和“hvebDiel汉语”、“ubHmub苗装”和“udDiel汉装”均作为两个对立的个体，相互之间文化的差距均自觉不自觉的作为族群认同和界限，民国时期杨森主政贵州，企图“使贵州听不到悬殊的语言，看不到奇异的服装，找不到各族相互间的界线”为由，在广大苗族地区强制推行“改装运动”，最后因为民怨极大而告终，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消灭其服饰无疑是泯灭其民族意识的前奏，自然遭到强烈反抗，民国贵州官员杨万选感叹道：“蠢蠢苗族……令其向化”总是化不了，而“教会设学校以教育之……苗民智识蒸蒸日上。数千年之羁縻屠杀，乃远不及耶教（基督教）一席话之能使苗民死心塌地。”在当时的剑河县，面对“边胞教育”中强令苗民子弟上学的政策，久仰（jesniangx）一带苗区如临大敌，甚至花钱雇人前往城里读书的现象，而这一带恰恰是历次苗族起义的中心，其排斥如此，更早的清代可想而知。而数年后的“黔东暴动”中，抗暴队伍三次攻陷剑河县城，均以能否会说苗语作为“自己人”的依据。由此可见，在历史的博弈中，其语言和服饰不单单是外在的使用功能，更是民族界限与立场倾向的表现。虽然说苗族的民族特征在减弱，但是想要在短时间内用现代文明取代其文化，尚需一段时间。
但是苗族对汉族的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苗族隐遁到西南山地后，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休养生息，形成一块较大的生苗地时期，在接触初期，双方保持着友好与平等的关系，也有很多汉族的手工艺人、匠人进入苗区，苗族人民收留他们，还像他们学习汉区的技术，很多汉族民众进入生苗界后，就融入了苗族之中。比如苗族绚丽多彩的银饰文化，也是生苗地的苗族在木银交易中，逐步形成的，此时两个民族是和平交流，互相融入的。
然而，随着中原帝国的人口增长，对西南地区进一步扩张，明清两代对苗区的残酷围剿这种关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征服“生界”苗疆，除了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此类军事行动，树立官府至上的权威，从而实现帝国版图在“生界”的确立。换句话说最开始“畏官”的苗族就是最早接受中央帝国统治的群体，从“不厌兵威”的生苗向“畏官惧吏”的熟苗演变。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又有史书称：“熟苗能通汉语，安分守法；生苗则梗顽难化，与汉为仇，十八年之巨患（指张秀眉起义），实在生苗”，此类现象在贵州其他民族尚有相同经历，如兴义府的布依族在王囊仙起义被镇压之后，其民族性格发生重大变化：青仲家本最凶顽，屡加惩创，今则向化畏法，此风已革。近更有读书应试者，呼之为苗，必反唇相向。
经过多年的“教化”，他们畏惧心理“官府”，居然已经开始数典忘祖，都不认同自己是苗人了。而更加经历多次战争的苗族来说，这种畏惧心理更加明显，清代中前期的黔东南黑苗，尚且“...性彪悍，持长标短剑，常结党访富户，夜执火行劫。”但是雍正乾隆之际亲眼见证封建帝国的残酷镇压和高压统治之下，到了嘉庆年间，则呈现另外一番景象,梁玉绳《黔苗词》提到：镇抚依然服良吏，莫将横目等豺狼；威畏不敢争先视，蛾伏蛇行拜老王。原文注：苗人极畏长官，呼为老王，见则伏地，不敢仰视。
这种对“Diel汉人”的极度恐惧和畏惧心理，甚至持续至当代很长一段时期。在苗族的各个方言区中，均有以“官老爷”作为恐吓哭闹小孩的物象，而在笔者家乡剑河县，除了“Diel官老爷”和“xed老虎”之外，甚至还衍生出了“jenxcal”和“jiksenbduik”这样的现代词汇以作为适应时代语境的表达方式，但是不管用什么恐吓小孩，终归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事物和群体，也是这个苦难族群对历史记忆的认知惯性。
四、新时期的“民族平等、互相交融”
直到解放前，都还有这种历史惯性。大约是建国前后的凯里市米蒿村，苗人对于汉人的恐惧依然存在，再者，民众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对于解放军恐怖宣传，对于以汉族为主的解放军还非常害怕。当解放军开到凯里市米蒿村的时候，所有村民拿了贵重财物等都跑了，只剩下一名怀孕的妇人实在跑不动，准备留村等死。是时，解放军开到米蒿村，发现空无一人，循村而找，发现一位孕妇，语言沟通不了，解放军同志就帮她挑水做饭，没有任何扰民之举，事后，解放军走了，村民回来听到那位怀孕的妇人的讲述，一时传为美谈，四周村民都传开了：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解放军和原来的官家不一样。众人开始支持解放军打击土匪（国民党留下的残余）。由于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残余很快被肃清。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充分尊重苗族人民，才会取得这样的效果。
我们感谢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以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一去不复返了，苗族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党和政府为苗族人民提供安定和谐的幸福生活，苗族人民终于摆脱了受人凌辱和被迫同化的悲惨遭遇。现在到了“平等共融”时期，民族融合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我们梳理历史，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上强制同化的政策，我们应引以为戒，民族地区在移风易俗之时，应该注意尊重民族感情和民族习惯，寻找最佳的方法方式，不能延续封建王朝“化苗”政策，才能为现在大好形势夯实民族团结的基础。各族人民必须如这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手携手共创民族团结美好家园。
五、余论：数典忘祖者实多
目前，虽然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苗人对自身的历史不甚重视，今之苗人也有很多“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去往何处”，东施效颦编撰其家谱，祖先为江西汉人漫天飞，征苗将军遍地走，认知错乱至此，和古代别无二致，委实可叹，今略以另外角度探究古代苗族文化的传承动因，唤醒愚苗，博君一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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