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皋兰县石洞乡中堡村农民杨言雄在其房后取土填院时，于地表两米处意外地发现了一方形铜铸印章。数天后，杨言雄拿印到县文化馆辨认。这方铜印边长53毫米，通高33毫米，白文，刻西夏文九折篆“首领”二字，柄为长方形，底部有一小穿，为印绶绾结之处，印背无款文。此印铸造精美，做工考究，印文用笔圆润浑穆，笔画转折处不露棱角，线条曲折相叠，涩拙厚重；印面满实，布排整齐规矩，寓动于静，庄重中蕴含了灵巧，具有厚实朴茂之美，堪称西夏印章中的佼佼者，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西夏官印代表西夏各级军事权力的等级。“首领”一印，属西夏五级军事权利的第二个级别，这为我们研究西夏军事建制及当时兰州的军事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无独有偶，这方西夏官印出土不久，在水阜地区文物普查时又发现同样一方铜印。这一方铜印形制文竟同前一方印如出一模。所不同的是，印背有文字两行，疑为掌印者姓名，但因文字剥蚀，难以辨认。据收藏者颜俊东介绍，此印出土于年，珍存至今，亦有有数十年的历史。
皋兰出土西夏官印，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渊源。上溯历史到八世纪中叶，唐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中原战火连年，社会日趋动荡，唐王朝无暇顾及西北边地，这为西北地区以党项、鹘、突厥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夏势力不断壮大，国势日益昌隆；其地据夏（夏州）、缓（缓德）、银（陕西米脂西北）、宥（静边西）、静（米西）五州。延至北宋仁宗明道元年（年），宋王朝为维持西北的长治久安，采取“以蕃人治蕃人”的对策，封党项族首领元吴为西平夏王，赐姓赵，史称赵元吴。宝元元年（年）月，赵元吴脱离中原北宋王朝，自称皇帝，建政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都城，建立了西夏封建制民族政权。西夏建立政权后，又不断仿效唐宋的各项典章制度，创文字、编历书、铸印章、定兵制，广泛吸取汉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鼎盛时期辖三府二十二州，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箫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为固”。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从而逐渐形成了同北宋、辽三国鼎立的局面。
兰州的地理位置，“捍御秦雍”、“扼控中原”，“襟带万里”，军事地位显得十分重要，是西夏和北宋争夺的军事要地，作为兰州北大门的皋兰地区，成了西夏王朝与北宋攻城地进行拉锯战的前哨阵地。当时，这里战火叠起，无岁不寻于干戈，四时无安宁之日，铁马金戈，兵刃相见。宋仁宗景佑元年（年），西夏元吴攻兰州，南进至马啣山筑城，凡蹑（今苑川）兵守之。而为了扭转和西夏在争夺兰州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以保障中原的安定，宋神宗采纳王韶之《平戎策》，于熙宁五年（年）先由王韶之知通远军事，开拓熙（临洮）、河（临夏）洮（临潭）、岷（岷县）各州，以现固对西夏的防务。后于元丰四年（年）八月，宋军五路围攻西夏，其中由煕河路都大经制使李宪所率一路从临洮出兵榆中，收复兰州。元丰七年（年）正月，西夏称八十万精兵复攻兰州，由于粮草供给不足，攻城十日不克，只好收兵北退。宋兵乘机取道追击，西夏大败，弃车杖、兵印于河北地。皋兰出土的西夏官印，便是这一历史时期兵戎相见，遍地狼烟的历史见证。
西夏官印的出土，将对于我们了解皋兰的过去，研究皋兰的历史，都大有裨益。
来源：《皋兰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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